除了国外请来的那几位技术高超的画珐琅工匠之外,还有一些国内的工人同样也受雇于御用玻璃厂,据记载他们大概来自我国的两处著名的玻璃制造中心,鲁省博山和岭南,这其中博山在元代时期就已开始生产玻璃。
而且,康熙清宫档案还记载了御用玻璃厂中两名岭南籍工匠的名字,他们为程向贵及其家中学徒周俊,据载他们于1709年进宫,1715年返回岭南。
清宫档案亦记载另外两名欧洲传教士对玻璃厂建树良多,一为法兰西耶稣会士纪文,他于1740年来到华夏,在进入修院前,他已是玻璃及水晶工匠。
他以钟表匠及玻璃匠身份来华,乾隆皇帝令他效命于圆明园玻璃作,专门生产不同颜色及质料的玻璃、欧洲式玻璃,以及宫廷使用及陈设的华丽装饰玻璃。
另一位耶稣会士玻璃匠汤执中亦来自法兰西,他出生于鲁昂,1727年进入巴黎的修道院,1730年曾往加拿大,1735年返国,1740年才启程到华夏。
他曾在鲁昂的玻璃坊工作,可能是皇家作坊,擅长制造玻璃片。1741年他抵达华夏,即奉诏于蚕池口玻璃厂工作,为期逾两年。
根据乾隆时期的档案记载,那些玻璃器应该都先在蚕池口的工厂完成烧造及吹制玻璃的工序,随后再到圆明园作坊再进行彩绘。圆明园作坊是制作最精美玻璃器之所,亦受皇帝亲自监督。
现在,楚琛可以肯定包括自己手中这件笔筒在内的若干相关的存世玻璃器。应该都是于1736至1758年间乾隆朝玻璃制作鼎峰期间由圆明园作坊绘饰。
这一点,从现在英伦大维德爵士珍藏的几件料胎画珐琅器。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比如,他手中的这件笔筒。和大维德珍藏的那几件山水画料器,以画技来看,风格的绘画的技艺方面基本没多少差别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这些笔筒虽不是出自同一画师的手笔,但应在同一作坊彩绘。
另外,大维德珍藏的料胎画珐琅器都磨琢出双方框四字楷书款,一些刻字内留着蓝彩痕迹。而楚琛手中的笔筒也同样如此。
把玩欣赏着手中的笔筒,楚琛内心一直赞叹不已,从整休来看。这只笔筒的高度虽然只有厘米,但笔筒上的山水却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其中在笔触上也极好的表现出多样的技法,山石的皴笔层次清晰,树木依种类不同或用点簇或用夹叶。彩墨结合,以墨笔为骨干,以青绿为主调,间杂些许鲜红,由于釉料的缘故色彩比之绘画又多了一分鲜亮明快。
其构图疏密得体,层次分明。景物错落有致,颇得章法,笔触运用自然灵活,渲染皴擦。格调清新,别具艺术魅力,整体画风富有清代宫廷山水画惯有的严谨富丽。文雅含蓄的特点,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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