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,成为了文学大家。
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,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,才能做好。
什么是文学天赋?
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《银灰色的死》在国内报纸发表,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《沉沦》,比鲁讯的小说集《呐喊》还要早一年。
在新文学领域。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。
到了1927年,他都准备出版《达夫全集》了。
当然,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,不过林子轩是作弊。他可是真才实学。
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,就算没有《再别康桥》,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。
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
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。
所以,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,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。
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。
比如,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,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。
然而,他们两人毕竟不同,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,新月社的成员,和创造社也有联系。
在新文学领域,按照文坛辈分来说,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,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,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。
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,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。
有一天,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,看到院子里有围棋,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。
徐至摩棋力较高,到了中盘,大势已定,他没有穷追猛打,反而借故离开。
这就是绅士风度,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。
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,不会使人难堪,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。
相比较而言,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。
“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,路过上海,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,见到郭、郁、成几位,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,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,尤以郁为最。”
“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,吃大碗的黄酒,一直吃到另一端,在大世界追野鸡,在堂子里打茶围,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。”
还有一次,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,找到梁时秋。
当面提出两点要求:一是访圆明园遗址,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,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。
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。
“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,报酬并不太薄,终日花天酒地,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,而提起笔来,辄拈酸叫苦,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,不得已才沦落似的。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。”
在中国古代的文坛,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,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,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。
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
徐至摩家境优渥,是大家族的公子哥,有成为名士的资本;郁达浮家道败落,难免愤世嫉俗,颓废彷徨,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。
其实,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,只要具有真性情,不虚伪,便可以结交。
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,在上海,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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