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先辈对音律已有定论,每一首曲都有其固定的社会意义和意境,你听不懂,证
明你还没够资格。”
史辛也冷笑道:“音乐还有固定的社会意义这个社会意义,是音乐本的,还是人为赋予的?”
他续道:“一首曲子的旋律,总是由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节组成,或高雅,或庸俗,总跳不出这个道理。有本事的作曲家,就把这五个音节巧妙地结合起来,谱出的曲子也是悦耳动听。本事平平的作曲家,谱出的曲子当然也就平平。但是……”史辛话锋一转,提高了声音,“这五个音节都是固定存在的,不由作曲者的意愿改变,也不由听曲者的意愿改变。这就跟做菜一样,各种食材,调味料都是固定存在的。把所有东西放进去,大厨做出来,味道当然好,普通人做出来也就普通人的味道。难道大厨做出来的,就要赋予其社会意义?”
蔡邕勃然大怒,一拍桌子,“岂有此理!你竟然用做菜来比喻音律”
史辛不为所动,继续侃侃而谈:“区别不大。乐曲本当然有高低之分,听曲人当然也有欣赏水平的高低之分。但不能因为别人悟出了什么而觉得此人不懂音律。同理,人的喜怒哀乐在听曲之前就存在,不能说是乐曲赋予了人这些绪,最多就是引出了这些绪而已。”
史辛这一番论调,把蔡邕说得脸色连变,嘴唇也变得苍白,口中只念叨:“你……你乱说……”
蔡琰连续给史辛使眼色,他装作没看见,一直坚持自己的论点。
古时候的音乐,只给统治阶级服务,《礼记乐记》上的那句话,就是说:治平之世的音乐必然充满安闲与欢快的调,显示了当时政治的和顺;动‖乱之世的音乐必然充满怨恨与愤怒的调,显示了当时政治的乖悖;被别人征服的国家的音乐,必然充满悲哀、忧愁的调,显示当时人民正在遭受苦难。因此,在和平年代,统治阶级就会大肆宣扬赞誉政府的音乐,让人民更加坚定对政府的支持;而在动年代,统治阶级利用愤怒激昂的音乐,激起人们的反抗心理,让人民为其办事。
而史辛的观点是:音乐本并无阶级,也无绪,听了音乐而引起的各种喜怒哀乐的绪,是人本就带有的。音乐最多就起个引导的作用,而并非音乐本有喜怒哀乐。
蔡邕一生忠于汉朝,更是儒家代表,他代表的正是统治阶级,史辛这种说法不就是直接跟他对着干吗?
蔡邕接受不了史辛的说法,但蔡琰一直在旁边听着,史辛的话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。她自小接受蔡邕的教导,思想和父亲是一致的。一直到她离家出走到钜鹿,拜入灵宝派,学了道术,她第一次对儒术产生了动摇。后来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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